當年，我頂著北一女的光環到法律系夜間部去報到。教授們一聽我是北一女畢業的，都說：你考試失常喔！我說：我沒有失常。而且，我很確定，法律就是我要走的專業之路！做自己喜愛的工作，是我心中第一名的人生 !
對於不愛背書的我，念法律系的決定著實被很多人質疑。
過去法律系是每個學校倒數第二的科系，等到我畢業後才變成第一類組的第一志願。大家會問我：念法律做什麼?我回答：當律師啊!可是當時律師每年錄取率只有個位數，考得上嗎?我毫不猶豫說:不考怎麼知道考不上。又有人問：你不喜歡背書，有辦法背那麼多條文嗎?我的回答是：法律不是用背的，法律是邏輯，如果懂得邏輯及意義就可以不必背了。基於這樣的信念，填志願時，我豪氣地僅填法律系。
但是，我在北一女快樂玩耍三年，聯考成績怎麼可能好？最後，我像是補考似地，考上文化法律系夜間部。
家人問我是否要重考？我回答：我無法再念高中的任何課本，而且，我已考上想念的系！
就這樣，我頂著北一女的光環到夜間部去報到。大學期間，教授們一聽我是北一女畢業的，都說：你考試失常喔！我坦承：我的程度就是如此，沒有失常。
後來，對於法律的課程，念起來真的如想像般，只要邏輯通了，記得條文就成為很自然的事，完全不像很多學長跟我說的有那麼難。
念夜間部的好處是，白天有很多時間可以到處去工讀，我到速食店、加油站，貿易公司、印刷公司、代書事務所、上市公司去當工讀生。
在貿易公司，我學會押匯、信用狀等國貿事宜；在印刷公司，我可以知道紙的種類、色料的搭配等對於書、雜誌等成品的影響；在代書事務所工作，我不必考試就學會不動產移轉登記的方式；進了上市公司則了解到股務處理以及大公司人事的複雜面。
在這些工作中，其實公司主管並不會真的把業務交給工讀生來執行，而是我利用交代送件時，藉著文件的內容，以及跟同事談論工作內容時，一點一滴慢慢偷學，或是請教同事而得來的。這些經歷對於往後的律師執業生涯有很大的幫助。
除了工讀外，我還可以到各大學去旁聽，包括台大民法權威王澤鑑教授、刑法褚劍鴻教授、民事訴訟法姚瑞光教授、東吳的楊建華教授，都成為我私塾的老師。雖然，我並不是他們正式的學生，但我說不定比正式的學生還認真！錄音、作筆記，我珍惜每一堂課的機會，也謝謝北一女的同學，在台大上課時，將腳踏車借給我；在東吳上課時，陪我吃午餐，如今回想，我深深感謝這些陪我走過旁聽歲月的同學們。
考律師這條路是孤獨的。雖然有同學或學長可以組成讀書會一起討論，然而，最終還是要自己念、自己讀，才能將書上的理論裝進腦袋，消化轉換成自己的思想，在考試中迅速的組織寫出分析的內容。
記得參加律師特考那年，是一個非常冷的冬天。在陽明山上，學校內處處有聖誕音樂傳出，海報貼滿聖誕派對的訊息，但法律人無視於周遭的歡樂，孤獨地窩在圖書館為大考作最後的衝刺。當圖書館管理伯伯大喊：「關門了！」我收拾書籍，踩著自已的影子，伴著寒冷的月色，心想：明年一定要好好過個狂歡的平安夜。
這些年過來，已經忘了次年的平安夜是如何過的，但那晚冷風吹拂在臉上的記憶，依然深植在記憶深處，每每在平安夜就會浮上心頭…。
我想當律師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可以不必重覆做同樣的事。雖然案件適用的法條可能相同，但每一個案件都是嶄新的、不同的故事。考上律師後，雖然進入事務所，但是所接的案件接觸面仍有限，視野有點受限。直到後來，經由大學老師的推薦進入消費者文教基金會，從義務律師開始，慢慢投入時間跟心力後，接任委員會召集人、秘書長、副董事長等職務，進而擔任了董事長。
在消基會裡，我接觸到更多樣的消費問題，並且認知到，要完全依靠法律來保護消費者，力量還是有限，必須結合許多專家學者一起努力。消基會有二十個委員會，每個委員會都由專家學者教授組成，委員們不吝貢獻自己的專業，提供廣泛的知識，讓我獲益匪淺。這雖然是義務性質的工作，但我學到的東西卻更多！
消基會董事長卸任後，我心裏有一些省思。律師，真的只是在問題發生後才能幫忙救濟嗎?我想不是的！
律師應建基於對法律了解及對公義的尊重，協助訟爭平息。因此，一個好律師應該秉持著「預防法學」之理念，同時扮演「問題解決者」與「問題防範者」的雙重角色，分別透過法學理論與法律實務的觀點，事先評估法律風險與利弊得失，進而提供專業法律意見。
對於已經發生的爭議案件，律師也應該檢討爭訟發生的原因，做好防範措施，避免相同爭訟案件再度發生，並且對相關法令提出修正建議，期許能協助落實人權保障之理念，持續追求「法律風險極小化」之終極目標。
這些年來，雖然有人不信任法律，但我一直堅信，法律這一行，會因為很多人的努力，而變得更好！如果沒有這樣的信念，這條路將充滿艱辛。所以，我的律師夢，還是會繼續做下去！
（本文經原作者－衍義法律事務所 蘇錦霞律師 授權轉載，原文在此）
（Cover photo credit：smlp.co.uk@flickr CC BY SA 2.0.）
